“近三年，我们差不多是以每天一座的速度在建造博物馆。”

“为什么要建，如何建，建成怎样，往往由政府或领导决定，成了装点门面的摆设。”

许多地方官员重建筑、轻展览，导致本该是最重要的展览筹建费用捉襟见肘。

“国家文物局可以制定类似于日本博物馆学艺员制度的博物馆工作人员上岗资格管理办法。”

2014年5月18日，闭馆整修八年之后，刚刚过完80岁生日的南京博物院，迎来了扩建之后的首个国际博物馆日。

80年前，民国元老蔡元培筹建其前身国立中央博物院。现在，作为中国三大博物馆之一，此次南京博物院二期扩建工程一直受人瞩目。一反近年新博物馆异地大拆大建的做法，这座在地上几乎看不见太多突兀改变的博物馆，通过挖掘地下空间，扩建了六万多平方米的空间布局。

“我们现在双休日每天都有一万人以上参观，最多达到了两万多人。”南京博物院院长龚良说，而此前一年的数字也不过四十万。

蓬勃一新的博物馆，正成为越来越多中国人的游览之地。在南京博物院举行的国际博物馆日活动上，国家文物局宣布了最新的数字：截至2013年底，中国已有博物馆4165家，比2012年增加了299家；全年接待人数超过6亿人次。

“近三年，我们差不多是以每天一座的速度在建造博物馆。”龚良说。

各地博物馆纷纷成为城市的地标性建筑，一些地方博物馆的外形也成为网友的谈资。

这场博物馆建设热潮才刚刚开始。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教授陆建松主持了《国家博物馆事业中长期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课题研究。按照规划，国家“十二五”规划末，全国博物馆数量将要达到4500座左右，到2020年实现博物馆数量增长翻一番（6000座）的目标。

繁荣背后，隐忧暗伏。多位建筑界和文博界的专家表示，博物馆建筑的大而无当、专业人才短缺和经营机制的短板，正威胁着中国博物馆业的健康发展。“建筑一流，管理二流，人才三流”，正是中国许多博物馆的现实写照。

装点门面的“竞赛”

“政府重视博物馆建设，这本身是好事。”陆建松说，但在过去的十多年中，中国博物馆建设，更多是长官意志的体现。“为什么要建，如何建，建成怎样，往往由政府或领导决定，成了装点门面的摆设。”

建筑规模盲目攀高，正是此轮博物馆建设热潮被诟病最多之处。“很多领导都是跟风，人家多大，就要比人家大。”龚良说。他的另一个身份是分管博物馆事业的江苏省文化厅副厅长。

陆建松提供的数据，清晰展示了中国博物馆建筑层层加码的过程：

1996年，上海博物馆建设时是不到四万平方米；8年后，山西省博物馆已变为五万多平方米；随后首都博物馆更是直攀六万多平方米。

地市级的博物馆也不逊色：10年前建设的温州博物馆仅为2.6万平方米，近年新建的成都博物馆、太原博物馆面积翻了两倍多。而2007年建设的无锡博物馆，更是达到了71000平方米。

大而不当，正是业界近年来对一些博物馆建筑最多的批评。“我们现在看到一些空间很大的博物馆，对展陈来讲不一定符合要求。”主持南京博物院扩建工程的中国工程院院士程泰宁说。事实上，一些动辄投资超十亿元的博物馆，由于实际使用需求不足，已造成巨大浪费。

“一些地方博物馆建筑建造得很壮观，但因为没有收藏和展品，结果博物馆被迫改作大商场。”陆建松说。

北京市政府委托的《首都博物馆新馆建设工程后评价报告》证实了这一点。报告举例说：有的博物馆建筑成覆斗状或陈列展厅呈扇形，既不利展陈布置，又浪费空间面积；有的博物馆建筑设计不能满足展陈的要求，其主题意境被全部破坏，整体方案失败，结果推倒重来，耗费人力、财力、时间。

“博物馆建设是一项复杂的工程，前期需要充分的论证和规划。”陆建松说，在国外，一些博物馆的前期筹备甚至要耗费十多年。但在国内，大部分博物馆缺乏规划，一些项目匆匆上马，甚至赶工期。

“造博物馆，并不是简单地造房子。”龚良说。按照建筑大师贝聿铭的思路，设计之前，需要做大量的准备工作，“先要看藏品，和计划展出的内容。看完后再一起讨论做几个展览（空间），每个展览多大；然后确定研究的力量、研究人员、库房等，最后才是考虑房子怎么建。”

现在，面对络绎不绝的地方官员，龚良不得不一次次提醒他们，“你先要考虑建什么。”

“客人来开空调， 客人走关空调”

博物馆“高烧”的后果，便是大而无物。

目前，藏品无论数量还是丰富性，中国的博物馆都无法与国际相提并论。“大英博物馆有750多万件藏品，美国国家博物馆有1700多万件，我们最多的故宫博物院也不过180万件，省一级较多的南京博物院不过40多万件。”陆建松说，更糟糕的是，中国的博物馆藏品千篇一律，多为陶瓷、铜器、钱币、玉器、字画等类古器物。

这种误区在地方尤为突出。陆说，市县级博物馆的文物艺术品收藏一般量少质差，本不该简单模仿国家或省级博物馆。然而，当他试图扬长避短，帮助地方建立有当地特色的博物馆时，这方面的文物资料几乎都很少。

他举了江苏淮安市的案例。当地明清时期的漕运经济、盐业经济非常发达，但这方面的文物资料积累却少得可怜。“这种情况绝不仅仅是个案，而是全国普遍现象。”

更糟糕的是，许多地方官员重建筑、轻展览。主次颠倒的结果，导致本该是博物馆建设最重要的展览筹建费用捉襟见肘。

有些博物馆许多展陈品几年甚至十几年不变。“只要看这个馆，客人来开空调，客人走关空调，就一定是这样的博物馆。”龚良说。

缺乏人气的另一原因，是一些地方博物馆的建设，往往成为当地力推新城新区的筹码。陆建松举例说，被迁建到远离市中心的青岛市博物馆，位于青岛市区到崂山风景区的必经之路。当初规划在新馆周围建设商业广场和居民小区。谁知博物馆建成后，商业广场和其他配套设施却搁置了，至今周围一片荒芜，导致参观者寥寥无几。“（这样的博物馆）与其说是为了满足老百姓的精神文化需求，倒不如说是为了一届政府的政绩”。

“博物馆建造不是有钱就能建造。”陆说，它的建设离不开两个重要的学术支撑——展品收藏基础和学术研究基础。但在诸多学者看来，这两点中国博物馆业均不容乐观。

在国际上，博物馆公共教育的功能正在凸显。但在国内，博物馆的功能定位依然停留在收藏研究文物古董的机构。

“专业人才进不来， 关系户挤破门”

这种“注重建设、不注重软件”的背后，在龚良看来，是一种体制隐忧。

人才匮乏，是限制中国博物馆事业的瓶颈。龚说，博物馆现有事业单位管理体制，缺乏上升空间，对优秀员工几乎没有吸引力。

国家文物局先前的一项调查显示：“全国博物馆从业人员中，大学本科以上学历的职工仅占13.5%左右。”即使在经济、文化较发达的浙江，人才状况也很不乐观。“浙江省博物馆、中国丝绸博物馆、浙江自然博物馆三家省级馆中，大学本科以上学历的职工分别为27.6%、20%、35.5%。”陆建松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在上海，拥有140多人的中国航海博物馆，文博专业出身的也不过寥寥3人。

“据我掌握的材料，中国四分之一的博物馆，专门做展览、研究、社会服务的专业人士，平均不超过三个。”龚良说，“我问一个县博物馆，有没有人做专门展览、社会教育，他们说有讲解员，但他们根本不知道展览和社会教育是怎么回事。”

这和用人制度上的弊端有关，陆建松说，招聘博物馆专业人员，现在被纳入事业单位统招统考，面向所有的非专业毕业生。

在一些地方，博物馆成了安排关系户的通道，“专业人才进不来，非专业人员挤破门”。陆建松举例说，全国每年文博专业的招生不到300人，但这么少的专业人员毕业后，就业却成了难题，“中小博物馆不要”。

这直接导致不少博物馆展陈能力低下。以博物馆建筑设计过程为例，展陈框架方式的先行已经成为共识。但天津博物馆总工程师张晓明承认，对于一般的地县博物馆，拿出一个现成方案几乎不太可能。做过多个博物馆设计的程泰宁也证实，“有百分之六七十，根本拿不出展陈大纲”。

不少学者在为建立博物馆职业资格认证制度鼓与呼。“国家文物局可以从行业管理的角度，制定类似于日本博物馆学艺员制度的博物馆工作人员上岗资格管理办法。”陆建松说。日本的规定是，在大学读完博物馆专业、具有学士称号的学分者才能成为博物馆学艺员，相关管理办法对工作人员的学历和实践经历等都很严格。

作为分管博物馆事业的江苏省文化厅副厅长，龚良觉得自己任重道远。“十二五”末，按照要求，江苏每个县至少要有一座博物馆。“但有一座（博物馆）并非是建一座（建筑）。”龚良说，现在他正努力参与到江苏各地的博物馆建设中。“希望用我们的能力，去引导他们，少走一些歪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