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永元怒打《手机》《一》

　　崔永元说：“冯小刚拍这么一个电影，其创作初衷非常可疑。我甚至不理解电影局为什么能让它通过还在全国放映，然后不分男女老幼都可以去看，弄得人人疑神疑鬼互相揣测，我不明白它到底代表了一种什么标准？”

　　何东：冯小刚的《手机》你看了吗？

  
　　崔永元：没去电影院里看，弄《电影传奇》的节目没倒出功夫。但我也看了一截片断。

　　何东：是从炒作的电视宣传片上看的？

　　崔永元：不是。我那天正好去西单买阿尔巴尼亚一个老电影的盘。正好音像店里摆着好多电视，里面就在放《手机》，我买完碟，就站那儿看了一段，有大概10分钟多。就那么一截。

　　何东：那对这个电影，你都听别人怎么议论它来着？

　　崔永元：我身边的人，你一句我一句的，也算把这片子的全貌都向我转述了。大概就是说一个电视男主持人，除了拿出很少精力去做谈话节目以外，省下大量时间都用在“乱搞”上，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脉络。那意思我能明白。

　　何东：包括你的家人、亲戚、朋友，他们又如何向你说起过这个片子？

　　崔永元：我家里人先从报纸上看见了消息，也听别人议论过它。他们都没去看，我想这大概是他们保护自己的一种方式吧。然后就是我媳妇还有我妈，都跟我聊起过这事儿，我妈是专门打电话跟我聊的。她们说葛优都声明演的不是你，你也不要因为这件事儿太费心。我跟我妈说：咳，我最怕你们会因为这个电影受什么伤害，以为你儿子天天在外头就忙这些不要脸的事呢。如果你们要是完全不理会的话，就千万可别担心我。我都在这个圈子里翻腾这么多年了，谁怎么恶心我、糟践我，我全都能接受。

　　何东：看过《手机》的观众，只要以前也看过你的节目，都会自觉不自觉就把它跟《实话实说》还有你的电视主持联系到一块儿；可之后无论冯小刚还是刘震云，都坚决否认这电影跟你有任何牵连；那么我想请问你，也希望你能实话实说，这部电影从开始编剧到最后放映，到底跟你有没有直接或间接关系？他们到底是在“有一说一”还是在合伙撒谎？

　　崔永元：准确地讲，是有直接的关系。而且我也参与了前期创作。当时就在冯小刚家里，他、刘震云加上我。那时冯小刚跟我说，他要拍一个以主持人为背景的贺岁片，而且得是一个谈话节目主持人，栏目名字就叫有一说一，主持人叫严守一；很明显这就是套着《实话实说》和崔永元嘛，我当时还觉得这创意挺好玩，因为我们在做《实话实说》过程当中，确实遇上过很多有意思的人和事。包括当初我和赵本山演小品，不也是套着《实话实说》来嘛？也得怪我太轻信了。我当时还觉得可能会是一件挺有意思的事情呢。但冯小刚当时向我了解的，就是一个电视栏目是怎么做的，主持人又是如何工作的，所有谈话都是围绕这些内容，我以为他们的出发点是希望电影能表现谈话节目和主持人更接近真实一点，别让内行人看着太露怯了。我还很认真地把我知道的全都告诉了他们俩。我记着刘震云老师还告诉我，主持人是一个农村背景的孩子，小时候跟手机一点关系都没有，都是在乡下用有线大喇叭。但乱搞男女关系他们半个字都没提过。

　　何东：你当时一点都没觉察这后边可能会藏什么圈套嘛？

　　崔永元：那我当然是不知道。因为据他们那时候讲，一切都刚刚开始，连个框架都还没有。

　　何东：《手机》除了虚晃几枪炫耀一些小偷小摸的手机使用技巧，再以电视节目作为一张皮之外，其真正的主题并且被编剧、导演充分发扬光大的，就是为了追女人而去追女人，甚至最后那位河南籍的主持人，还把自己泡的一个浪妞给弄成了接自己班的主持人；这样电视小品化的先藏藏掖掖再抖抖落落，就不可能不让许多观众对你个人的私生活也产生某些影射性的疑问。之后任由媒体去狐疑去追问，导演、编剧再塞着两肚子鸡毛一腔否认，自然它就成了这片子的一大卖点；对此，你个人有什么看法？又有什么话要说？

　　崔永元：这个事我想从两方面讲。一是说电影方面，二是说个人生活。现在中国电影并没有实行分级制，而一提贺岁片又是人们争相观看，在这样的背景下，冯小刚拍这么一个电影，其创作初衷非常可疑。我甚至不理解电影局为什么能让它通过还在全国放映，然后不分男女老幼都可以去看，弄得人人疑神疑鬼互相揣测，我不明白它到底代表了一种什么标准？当然如果已经实行了分级制，把《手机》归入三级片我认为还是很合适的，那也算标志着电影的开放，什么都可以拍了。

　　再说冯小刚的个人足迹。因为我过去对他的电影也算比较注意，我觉得他导演几部片子所走的路子，就跟电影名字八九不离十：最开始是《甲方乙方》，一个刚冒头的导演，是甲方投了资，乙方跟着就把电影拍出来；所以当时好多人说它不像电影，我瞧着也不太像，倒像是电视小品的集纳。但那个片子还很认真、也挺搞笑，就是这样；后来到了《不见不散》，就已经能感觉，他心里其实没底，欲望却在逐步上升，所以欲望驱动着他认为观众真的跟他“不见不散”了，每年都非得看他的电影才能过年；到了《没完没了》，已经非常准确地代表了他本人的导演状态。怎么叫“没完没了”？就是累赘、纠缠、多余，连自己都感觉很讨厌了；最典型的就是《大腕》，原名是“大腕的葬礼”，也确实很像葬礼。那个电影首映他叫我去了，结果看了不到三分之一，我扭头就走了。我当时不知为什么，脑子里始终都转着这样一个念头：无论电影人还是电视人，当他只能搬弄翻腾自己圈子里那点屁事时，那就意味着其创作能力差不多是灯干油尽了，肯定是对生活没有什么真挚体验了。所以也只能拿出圈子里那点鸡零狗碎出来抖落一番。而且那片子里开的玩笑、抖的包袱，无论离冯小刚最初的搞笑，还是我们作为观众对幽默的理解，都是越差越远，已经是把无聊、肉麻、滑头、庸俗，完全杂糅在一起都当幽默看待了。作为导演，他心里当时已经乱了、迷瞪了。我当时看那个电影没到一半，就感觉他完了。之后他也确实停了一年。但是事实证明，他心里对自己的幻觉可能和我们作为旁观者的感觉完全不一样。那么到了去年，又弄了一个《手机》。电影圈里那点事搬弄完了，又开始挺进到他并不真熟悉的电视圈里的事情了。

　　何东旁白：一个人说一回谎话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都说瞎话而从不有一说一。无论是对导演还是对编剧而言，这都得算是达到了另一种境界。编剧刘震云关于《手机》有一段理论解释说得言真意切：“有很多时候谎言支撑着我们的生活。”当然，“有很多时候谎言”也可以支撑我们的电影，大家一起像《英雄》一样去继续损害国产电影的基本信用。媒体八卦上天天都在吹嘘此电影彼电影的票房如何如何；但我也专门找过一两位多年做电影发行的真正资深内行人，听他们道出如今国产电影真实票房的惨淡内幕，都能把人给吓着。要不然为什么每次冯小刚的新电影出来，他都那么惴惴不安嘀嘀咕咕呢？

　　当然也可以先捞一票是一票。那么作为一名导演要不要讲一点信用呢？

　　比如我何东要编剧一部乱搞男女关系的电影，为事后的炒作和票房做个埋伏，于是我就可以请来某著名电视节目主持人，以“好朋友”相称，更执弟子之礼，编导合谋，端茶倒水好吃好喝点头哈腰毕恭毕敬，先哄您说出所有电视主持方面的“实话”，可就是一字不露我这电影是要说主持人乱搞男女关系的，然后再把你编进我的电影里以乱视听。什么叫江湖骗子下套坑人呢？这便是了。至于之后观众怎么联想？你主持人受到什么伤害？反正我票房已经先赚到手了。如果您要是心里太难受了，那我再出点小钱请您坐下来吃吃饭喝喝茶或者请人从中说和说和？这已经完全又是一部香港黑道的电影情节了。

　　当然，《手机》已经给崔永元造成了足够的负面作用。比如他去东北出差，一下飞机，就有年轻女记者追着他问：“你能对你的妻子负责任嘛？”崔永元当时反问：“我的岁数跟你的父母差不了几岁，你回家也会这样问你的父母嘛？”对方说：“我不会，但我还是要问你，你能对你的妻子负责任嘛？”崔永元说：“好，那我现在就告诉你：我X你大爷！“话是有些粗口了，但很痛快。对付某些小人之心小人之口，我们除此之外又能奈之如何呢？

　　发现冯小刚特别热衷于炒作

　　崔永元说，

　　“另外，我还发现他特别热衷于炒作，从善意的角度去理解，他可能是为了让电影能更多地卖钱，是钱一直逼着他到处炒作。可我还是很怀疑，有很多时候其实都是他自己发自内心的主动驱使，他喜欢找那种著名的状态，喜欢身边老得裹着很热闹的装潢。”

　　何东：不对，中间还有《一声叹息》呢！而且前前后后惹出好多名利场上的是非，最后还获得了某电影节的七项大奖。

　　崔永元：我到现在都认为，觉得无论是编剧、表演、导演制作水平，《一声叹息》都是最成熟的，当然也加上是他有自己的个人亲身体验，所以拍起来比较真切。《手机》因为我并没全看，不好像你一样去下定论，但仅仅就我看的一点片断、周围人告诉我的片子的内容和结构，我感觉用四个字形容它最好玩，就是“自愚自乐”，愚是愚蠢的愚。导演已经到了愚蠢的程度，所以才会做这样的片子，这是我第一个看法。

　　第二，咱们再说身边的现实。现在乱搞还算正经新闻嘛？在网上、媒体上，不是随时都能看见谁又搞了谁、谁又和谁乱搞了，谁又把谁搞掉了、谁又把自己搞得很难受了。放在过去这些可能还算是惊天动地的事情，甚至基本上就可以由此对一个人作终生定论了。现在什么都开放了，人们相对对这种事容忍度也提高了，你要乱搞就乱搞吧。但也可以仔细注意一下，你能从网上找到多少自然科学家或者政治家乱搞的传闻，还是少。所以炒来炒去，乱搞的专利还是在演艺圈里。打一个开玩笑的比方，有的电影夫妻之间对外都互相尊称对方是“老师”，可真在外边谁也全没闲着。因此如果把《手机》的乱搞男女关系安在电影圈里我就认为这个戏拍得非常真实可信。这是没问题而且是地球人都知道的事实。但如果愣把乱搞焊到电视新闻队伍里，我就感觉并不十分恰当了。起码在我身边的新闻主持人当中，基本生活态度还不是这样偷鸡摸狗，所以一旦有谁和谁乱搞，那还是惊天动地的新闻。大家还不至于滥情偷情到那个程度。所以我可以说，如果这个影片是在影射我们新闻节目主持人、谈话节目主持人，那就是莫须有地泼了一桶很脏的粪水。

　　何东：你在《手机》之前，和冯小刚有过很深的交道嘛？你们在以前曾经有过真心的实话实说嘛？对这位票房冠军导演，你都留下了什么印象？

　　崔永元：交往并不很多。都是他影片首映时，请我去当个陪衬；后来我的节目请他来做过演员；还有一次是他的餐厅开业，包括谈《手机》去他们家，大概也就是五、六次的样子，谈得并不很深也不是很多。就因为交往并不很深，所以我也不愿意深说。我能感觉到他对电影的某种追求，不管他真正追求的是什么。可他心里那种很高的欲望，与他自身所具有的无论是文化底蕴还是创作功力也好，上下之间的差距都非常之大。我一向都很崇敬想当艺术家的人，尽管他可能离艺术家的真正实现还差十万八千里，那我也崇敬这样的人。有的人可能一辈子都当不成艺术家，但只要他心里能有这样的梦想，就值得你去尊敬他。可说到冯导就会出现一个问题，他真以为自己已经站进了本来没有他位置的行列，我觉得他心里应该明白一个很简单的道理，你当一个演员很容易，当一个电影导演也很容易，可如果你要想做一位电影艺术家那是非常难的。做艺术家就要求你对电影有很深刻的理解，要求你用电影这门艺术对银幕下的观众负责任，这才是一个艺术家对人生和对社会应有的态度，总而言之，要求你做人要有起码的诚实，所以在这一点上，冯导演确实做得很差。另外我还发现他特别热衷于炒作，从善意的角度去理解，他可能是为了让电影能更多地卖钱，是钱一直逼着他到处炒作。可我还是很怀疑，有很多时候其实都是他自己发自内心的主动驱使，他喜欢找那种著名的状态，喜欢身边老得裹着很热闹的装潢。可这些就让他离自己最初的欲望越来越远。也许他自己心里最清楚，他拍贺岁片或者说他拍电影越来越吃力，连自己也闹不清毛病到底出在了哪儿？你说他现在不缺投资，谁都愿意往他片子里投钱，一线演员都争着上他的戏，你说他什么都不缺，可为什么电影却越拍越吃力越来越差呢？我看差得就是那点对人和人生的诚实体验。但就是这么一点，你弄多高的票房、在家里数多厚的钱，那点体验花多少钱它就一点都换不来。这就是他留给我的所有印象。本来，如果我们能交得更深一点，或者他愿意听这番话，我都愿意跟他当面交流，可惜我们的交道就不可能深到这个程度。所以这些话我一直都憋着可就是没说出来。

　　何东：冯小刚很愿意把自己说成是一个“苦孩子”；所谓苦着长大、活着不容易的人，之后的人生往往可能会透露出两种完全不同的痕迹：第一种人可能会一辈子安于质朴和踏实，但也有第二种可能，那就是总被幼小的不良经历所笼罩，不论爬到多高弄了多少钱被别人认为有多大成绩，可自己永远都对自己不确认，内心最深处永远嘀嘀咕咕甚至永远都对别人有预谋、有算计。而我以前在与冯小刚跟刘震云的有限接触当中，总能隐隐发现第二种痕迹；所以他们携手合作出来的《手机》，也能让我嗅出越来越重的“鸡贼”味道。不知道你对那种后来经过奋斗又有所得发的第二种“苦孩子”，又是怎么看的？

　　崔永元：如果跟我女儿比，那我小时候就是一个苦孩子。我有在农村的经历、也有到三十晚上就能吃两、三样菜的经历；包括我工作以后，有领导欺负、压榨算计我的经历，这些我都有过。可这种心理上阴影，会随着身边真诚、善良出现频率次数的增多，接受教育程度越高，都应该会有所改变。如果像你说的第二种，一个人小时候很苦，可后来却越变越“鸡贼”，而且越往高处走就变形得更厉害，那肯定就是这个人完全拒绝诚实、善良；完全拒绝教养、修养。为什么有了条件反而还要拒绝这些呢？那一定是他还想拼命追求更大的诱惑。我们身边就有更严重的例子，比如自己出了名就欺师灭祖的；有为了出名就把自己兄弟姐妹亲朋好友全一脚给踹走的，出了大名赚了大钱仍然连亲爹亲妈都不认的。因此我觉得无论成名也好发财也好，如果它们能导致一个人的彻底变形，那一定是他的内心本质和对社会的态度都出现了极大偏差，才会变成完全的“鸡贼”。

　　何东旁白：“苦孩子”一让冯小刚说得次数多了，就很有小混混翻身老开忆苦大会的味道。同时也是内心妒忌精神贵族的一种仇恨发泄。“苦孩子”同时还是一种进可攻退可守的自我包装。再到后来这种称谓简直就成了一个台阶，该往上走的时候，可以踩着它；该掩盖的时候，它又成了一个遮挡自己的掩体；该骗人时，可以一把鼻涕一把眼泪诉说自己小时候过的全是苦日子，所以从小就老得偷偷摸摸谎话连篇；该翻身报仇时，“苦孩子”又会像伪军军装一样，把自己弄得里外三新，并且任由自己蔑视一切践踏一切。这种“苦孩子”的终极心情就是永远都难以获得真正的内心安全感，永远都感觉别人对自己有阴谋于是自己也终日生活在阴谋之中。

　　“鸡贼”确实是一种非常准确的形容，冯小刚以前在接受采访时，就跟我实话实说他是家禽。可家禽在电影界里越发做大，所以现在的国产电影里，就到处都充满了“鸡鸡贼贼”的味道。

　　拍电影前先甭在报纸上瞎吹

　　崔永元说：“我认为最简单的实验，

　　就是冯小刚自己有孩子，懂事之后就让他看《手机》和《大腕》，看到完全记住了，再问他长大以后究竟是想当严守一呢？还是当武月？拍电影先甭在报纸上瞎吹，当爹当妈的关上家门先互相商量一下，能不能让自己的儿子和女儿去看？”

　　何东：我刚看完《手机》之后，当时就有一种被人一口痰吐到嘴里又咽进肚子里的恶心，因为它从编剧开始到最后的放映结果，从里儿到面儿都非常脏；关键是趣味上的低级；可为什么它又能捞到很高的票房呢？包括现在的一些档次很低的电视节目也是这样，越是闹得疯疯颠颠狗血洒得热闹，越会得到很高的收视率，你感觉为什么事情会是这样呢？是不是文艺越往低了卖越卖得便宜，就越可能有市场？

　　崔永元：这可能是最难回答的问题了。至少有五年时间了，我到现在也一直对此感到非常困惑和痛苦。我曾经在现代文学馆做过一个演讲，题目就是《反对电视的庸俗化》。因为我觉得电视的庸俗化并不比电影差，可能还有过之而无不及。我有时甚至真想这样恶作剧一回，把《电影传奇》先停下来，然后我染成红头发抹成绿眼睛，再光着膀子主动要求主持一档疯疯颠颠的娱乐节目，我自信耍那套把式我不会比谁功夫更差，我想把它们彻底糟蹋到底，让观众也知道什么叫恶心和低级。后来我专门查过一些国外发达国家的电视发展史，发现美国、日本也都走过这样一个阶段，所以就有人开导我说，既然全都得走这样的路，所以我们也不可能绕得过去。可我倒天真地认为，既然已有前车之鉴，我们为什么就不能绕过去呢？原始人还乱伦呢，那我们是不是就都得从乱伦开始，然后才明白什么叫一夫一妻制？那么好，不明白就必须绕不过去。但更可怕的是，也有不少心里本来很明白的人，他们明知道什么是不好，可是依然还要这样去做，还是我前面提到的那两样东西：功名和钱财，都抵御不了这些诱惑，甚至在它们面前精神完全崩溃和坍塌，所以才会有意那样去做。现在我多少有点明白了，你要真想在一件事情里坚持自己，你就必须承受由此带来的所有痛苦。比如我相信姜文就是痛苦的，因为我发现他对艺术家这三个字非常在意，他想当的不仅仅就是一个票房电影人。可能冯小刚就不会有这样的个人情怀上的痛苦，包括许多庸俗电视节目人也一定不会痛苦。因为如果就以拼命出名大把抓钱作为人生最高乐趣的话，痛苦可能就会特别少，因为现在社会上不择手段挣钱的机会太多太多了。